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既是学者，又是村干部；他们一头连着书斋里的理论，一头连着乡土中的实践——他们共同的名字叫驻村干部，即驻村第一书记。一批批社科学者响应国家号召，躬身驻村，以拳拳赤子之心，在广阔田野诠释着学者的社会责任与担当。近日，记者走访多位曾深入基层、驻守乡村的学者，聆听他们用脚步丈量、用智慧浇灌的“乡村之歌”。
学术走进乡村带来的研究蜕变
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学者而言，驻守乡村、融入乡村并非易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付伟自2014年至今，长期追踪调研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李家村，曾在该村挂职一年，与村民同吃同住。他每年还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本科生去该村开展暑期实践调研。在付伟看来，深入农村、研究农村，做好驻村干部，突破“外来者”身份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与“将心比心”。“实事求是，就是深入田野，真正理解研究对象。”只有获得村民信任，才能洞察事物本质。“将心比心”则要求设身处地感受村民的情感和价值观，实现情感共鸣。
学者的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经历“在地化”转化。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杂志社副主编黄启才2021—2024年在福建省罗源县起步镇下长治村做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期间，面对当地秀珍菇产业因市场竞争而萎缩的困境，他认为，产业振兴需规模化发展以降低成本，但急需工厂化菇棚、冷链物流等重资产投入。基于此，他协助村镇成功申请1.3亿元政府专项债券，破解了制约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将“纸上理论”变为推动发展的“躬身实践”。
对于许多学者而言，驻村经历不仅是工作，更是一场生活与研究的双重蜕变。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与生活方式，校准自身学术在社会中的坐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在福建省屏南县的两次驻村经历让她感触颇深。“这让我获得了感知世界、社会与人生的全新方式，也为我的思想史研究注入了活力。”孙歌发现，屏南实践充满创造性智慧：他们推广有机农业并非只依靠宣教，而是精准对接农民需求提供具体帮助；他们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和尊严，探索出一条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乡村现代化新路。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骆江玲则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嘱托。深入乡村调研，使她得以近距离观察基层社会的真实运行，收集大量鲜活素材。“这不仅深化了我对农村经济的理解，更教会我从多元视角审视发展问题。”从城市喧嚣到乡村宁静，骆江玲感受到心灵的沉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真切看到了乡村蕴藏的巨大潜能。”她深刻领悟到，学术研究唯有扎根大地，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学术智慧真正服务于乡村发展。
基于驻村制度实践的理论创新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要求健全常态化驻村工作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学术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派优秀学者奔赴乡村，旨在以学术专长服务乡村发展。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作为国家治理向基层延伸的关键机制，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更在理论层面为乡村治理、知识流动等领域贡献了学术智慧，催生了一批植根于中国实践的本土化理论。
上海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德平长期从事驻村干部研究。在他看来，驻村干部通过“制度性嵌入”，有效打破了传统的“政府—村庄”行政二元和城乡二元区隔，凸显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协同互动”，丰富了协同治理、结构性嵌入等理论内涵。在知识流动方面，驻村干部作为“政策翻译者”，不仅传递政策与专业知识，更在实践中实现了知识的“在地化改造与再生产”，弥合了制度力量与乡土社会间的知识与治理鸿沟，为理解国家通过组织嵌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视角。
胡德平将当前驻村干部实践模式归纳为全域型治理、专业型融入、赋能型链接三类。“全域型治理”驻村干部能够迅速理清发展思路、协调多方资源，实现治理体系和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专业型融入”驻村干部在专业领域内形成深耕优势，往往能针对村庄的瓶颈问题提供精准解决方案，使村庄在农业技术、宣传方式、基层规划等方面得到改善。“赋能型链接”驻村干部的工作重点在于构建资源协同平台，通过校地合作、社会组织引入等方式拓展乡村的发展边界。他们注重机制创新与能力建设，强调“造血”而非“输血”，以期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三种模式既体现了驻村干部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的实践智慧，也展现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干部治理能力的多元演化。随着驻村制度的深化，相关理论探索也更加深入。胡德平提出“嵌入—适应—赋能”的分析框架，阐释了驻村干部的作用机制，有力推动了本土治理理论的构建。
选派“驻村干部”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中成效卓著。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左宏愿长期追踪研究驻村干部。他认为，驻村干部制度的学术价值丰富，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都可以从治理逻辑优化、嵌入机制与能动性发挥、角色冲突调适、激励机制设计等角度进行精细化研究。
在学者们看来，驻村干部制度为乡村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制度根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学者驻村则为其注入了新活力与智慧，带来前沿视角与创新方案。两者结合，将有力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内生发展动力。
从学者主导到村民主体的关系之变
在采访中，谈及驻村感受，驻村学者们用得最多的词，是“学习”“互动”“尊重”和“谦虚”。在他们看来，学者驻村需要超越学术研究中的“师者”身份，以潜心学习之姿，推动村民主体地位与知识协同创新，构建新型合作关系。
“学者驻村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从‘学者主导’到‘村民主体’的转变。”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华认为，这不仅是方法转换，更是价值立场的回归。他结合自己14年“南农实验”研究，提出构建新型合作关系的三大关键机制。一是通过长期陪伴建立信任。这一机制须摒弃“过客”心态，深度扎根。通过持续追踪与介入，使学者从“局外人”成为村民信任的“自己人”，奠定知识协同基础。二是搭建在地化赋能平台。这一机制使研究不止于纸面成果，更要留下内生动力。例如，马华的团队在全国建立47个“科技小院”，打造链接高校资源与乡村需求的常态化平台，让学者转型为资源“链接者”和村民能力“培育者”，而非知识“灌输者”。三是推动学理与乡理协同创造。这一机制旨在将村民的乡土知识和实践智慧与学术理论进行对话、重构，形成兼具本土生命力与学术价值的治理方案。
“克服‘学者主导’，关键在于突破书本思维。”付伟告诉记者，基层中许多看上去难以理解的现象，其实在于学者未能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与实践智慧。“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与自我学习’的过程。村民基于生活常识和实践的智慧，值得我们尊重和汲取。”
在学者们看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今日的乡村蕴含巨大能量，成为探索乡村现代化新模式的“前沿阵地”。“以屏南为例，尽管这里的硬件有短板，但村民精神状态饱满、富有尊严，极具生命力。未来学者驻村，应怀揣谦逊，平等交流，挖掘价值，提供针对性建议。”孙歌感怀道，乡村实践也将反哺学术，推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骆江玲同样强调驻村学者要保持谦逊与尊重。她说：“学者要深入倾听，理解真实需求，真正融入生活，成为村民的朋友。”她认为，学者应结合当地实际，运用专业知识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将乡村经验带回课堂，实现知识的“双向流动与创新”。
学者驻村，是一场知识与土地的深度对话。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学者与乡村共同成长，用智慧与汗水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生动篇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译心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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