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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组织科研符合合作研究大趋势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5-06-16 15:04:14   浏览次数:1  发布人:ec00****  IP:124.223.189***  评论:0
    导读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组建国家级实验室、启动大科学计划,投入大量资源抢占科技高地,以有组织科研模式应对能源转型、环境变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科研挑战。高度组织化、系统化、资源集约化的“集团作战”模式已成为各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核心之一。那么,与科研人员个人“单打独斗”相比,“集体作战”的有组织科研模式有哪些优势?如何平衡集体科研成果与个人研究动机,实现有组织科研效率最大化?围绕这些问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组建国家级实验室、启动大科学计划,投入大量资源抢占科技高地,以有组织科研模式应对能源转型、环境变化、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科研挑战。高度组织化、系统化、资源集约化的“集团作战”模式已成为各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核心之一。那么,与科研人员个人“单打独斗”相比,“集体作战”的有组织科研模式有哪些优势?如何平衡集体科研成果与个人研究动机,实现有组织科研效率最大化?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战略与治理部副主任奥尔加·罗扎诺娃(Olga Ryazanova)。

    某些学科个人研究效率越来越低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什么是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科研为何会成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并日益受到重视?

    罗扎诺娃:我这里提到的“有组织科研”是指基于实验室或项目的研究,由首席专家领导,研究人员组成团队通过正式确定的治理结构参与到研究中。与之相对的个人研究是指由个人单独或可能与合作者一起进行的研究活动,但没有正式的研究团队治理结构。

    我认为,以下三方面因素是有组织科研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随着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研究所需的设备愈发昂贵和复杂,这使得某些学科中个人研究的效率越来越低。从研究管理的角度来看,对科学设施的投资越高,科研资助者就越希望看到高效的知识生产。然而,即便科研人员将工作时间的每一分钟都花在研究上,作为个体的他们能做的也只有那么多。因此,成立研究小组、协调使用设备以实现资助者目标的方式逐渐受到青睐。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防止科研资助者所提供的、本应被用于学术研究的资金被滥用,学术界出现了控制制度。这虽然合理,却催生了高度复杂的汇报制度,导致人们用于管理的时间几乎与用于科研的时间一样多。个体科研人员既要研究,又要向上汇报,浪费了很多时间。相比之下,有组织科研团队的集中汇报可以为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留出更多用于科研的时间。

    第三个原因是在科学研究涉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尤其是涉及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竞争时,有组织科研模式对敏感知识产权的保护比个人研究模式更有效。这为科学研究增添了一个关键的政治维度。有组织科研也可以确保优先研究计划有充足的资金保障,而且这些计划需要高度集中的管理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每个学科都会采用有组织的科研模式,一些学科依旧偏好个人研究模式。对于依赖基础设施和材料或生产具有高应用价值成果的学科而言,有组织科研是首选的知识生产模式。

    有组织科研的优势因学科而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与个人探索研究相比,有组织科研有哪些优势?哪些方面是个人研究做不到的?

    罗扎诺娃:有组织科研的优势因学科而异。对于某些学科,尤其是那些科研活动高度依赖外部资助的学科,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分组,研究汇报和资金的使用效率会很低。其他学科可以有效地依靠高校的集中服务(如图书馆和院系行政团队)为个人研究提供必要支持。

    然而,即便是诸如商业研究或管理这种过去通常依赖个人研究的学科,我们也看到了合作研究的大趋势,而且合作团队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可能是因为在知名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难度越来越大。论文合著者可以为团队带来技能、知识和社会资本,更容易产生可发表的研究成果。目前,这些合作往往是非正式的,依赖个人关系并基于互惠原则。随着学术环境中的挑战增加和压力加大,我们可能会在这些领域看到更正式的合作,其中团队成员与特定主题相关的研究活动取决于他们的合同而不是他们的兴趣。换言之,学者们可能会认为,聘请专业研究人员比和忙于自己研究的同事合作更有效。有组织的科研团队可以确保项目执行的一致性并降低协调成本。

    有组织科研的另一个显著优势是,由于有更高的研究成果产量和团队成员社会资本的综合效应,团队能够更快地提升其研究项目的知名度。当科研人员需要与非学术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和传播成果时,有组织科研团队内知识、技能和人际关系的多样性非常关键。很少有科研人员能既拥有深厚的学科专业背景,又擅长与广泛的非专业受众互动,更不用说有时间进行新颖而出色的研究并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保持联系。团队内部的分工对最大限度提升项目影响力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有组织科研项目中,我们该如何评估个人的贡献?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在集体成果和个人动机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罗扎诺娃: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绩效之间的冲突是管理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而且不仅限于科研管理。我们需要个人为团队事业作出贡献,也需要基于他们的贡献在个人层面给予回报。当职业稳定性降低时,这种冲突会更加明显。

    科学研究是一项集体事业。将研究成果归功于单个研究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研究人员所在机构或组织为这项研究提供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生产力”的研究人员若是跳槽到研究密集度较低的高校,经常会发现自己无法维持以前的“生产力”水平。同样,研究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力往往取决于许多其他社会利益相关者,而试图将“社会影响力”归因于提供原始科学证据的个体研究人员往往夸大了这些个人的作用。

    科研评估的目的归根结底是支持那些帮助团队产出优秀成果的个人,而不是那些使团队运作更加困难的人。研究表明,个人对研究团队的贡献不是技能和知识的简单线性添加。在某些情况下,吸纳优秀的研究人员可以增强团队内部动力和提升集体绩效,但也可能会有削弱效果。

    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个体研究人员的研究动机,并通过调整评价和奖励机制来影响他们的动机。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考虑内在(内部)动机和外在(外部)动机。内在动机包括所谓的“科学品位”或探究某个问题的兴趣,在此过程中增强工作自主权,并通过研究为社会创造价值。外在动机与工作稳定性、经济回报、地位和声望有关。例如,在一个有组织科研项目中,研究人员可能会受到科学品位和自主性的强烈驱动,并将自己视为学科专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评价应侧重于体现专业水平的指标,可以奖励科研人员一定比例的时间和一些种子资金,用于自由探索自己的项目,这可能与晋升到高级职称后的经济奖励一样有价值。或者,研究人员可能更希望获得更高职称所带来的地位和声望。由于高级研究人员有望成为研究团队的领导者,因此对他们的领导和指导能力以及研究管理技能的评估特别重要,甚至比个人的专业水平更重要。

    有组织科研在“学科孤岛”间建立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如何确保实现高效的有组织科研及相关跨学科合作,您可否提供一些建议?

    罗扎诺娃:科学研究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职业,很多时候需要先进的技能来将我们的设想付诸实践。因此,科学研究需要合适的条件来激发创造力,也需要合适的环境来确保有效实施。后者主要与基础设施(实物设施和数字设施)以及高质量的研究培训有关,而前者关乎绩效压力、工作量和专注思考研究问题的能力。在评估研究绩效和优化研究支出时,我们往往会忘记战略管理中“闲置能力”的价值,这是一种持续的资源储备,可以帮助组织灵活应对环境变化。

    我们要保证科研人员有一些集中的时间来思考,并承认无效的实验、被拒绝的论文和资助申请等与研究本身有关的固有不确定性因素给科研人员带来的损失。如果跨学科合作对于研究项目的成功是必要的,那么第一个挑战往往来自在学科孤岛之间建立联系,第二个挑战是确保这些联系得到维持并取得成果。为了应对第一个挑战,让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同一地点办公是一种策略,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如果科学家定期非正式会面,他们会更多地了解彼此的技能和兴趣,形成并促进跨学科合作。

    不幸的是,一些跨学科合作是短暂的,因为对研究成果的认可方式因学科而异。例如,一些学科只承认在少数知名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另一些学科只承认已出版的专著,这就导致可能很难找到一个适用于这两个学科的合作方案,因为研究方法的类型根据预期的最终成果有很大差异。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或许可以让跨学科项目的绩效评估与学科成果要求脱钩,确保主要关注点是项目的最终成果,而不是立即产生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否了解中国教育部提出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在您看来,中国的有组织科研模式与西方的有组织科研模式有何异同?

    罗扎诺娃:我认为,中国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要求是为了使中国高校的研究与国家科学和技术议程保持一致,并增加对某些优先领域的投入。

    我认为没有一个共同的“西方模式”可以与中国的模式相提并论。例如,英国的研究资金分配方式与欧洲其他国家或北美国家不一样。英国政府通常优先考虑科学和技术项目,使资金向这些领域倾斜。国家和地区寻求科技自立自强无可厚非,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时。

    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科研是一个合理的战略。研究议程可能受到定向资金的影响,因为激励科研人员的因素至少包括工作机会、经济回报和研究项目的潜力等。充分的经验研究表明,资金总体增加会带来更好的研究绩效,前提是资金真正到达参与项目的科研人员手中。

    关键是如何在用于优先项目的资金和用于基础与应用研究的整体资金之间找到平衡。当整体资金增加时,政策制定者总是会“有条件地”分配资金,并监控短期内的投资回报。然而,将风险投资的逻辑应用于科学研究并不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成果,反而会增加科研人员对自己工作的不安全感和焦虑。这会导致他们关注个人成果而不是团队绩效,使团队变得松散。对科研人员而言,工作保障和研究资金的长期稳定性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取得成果,尤其是当他们提出的问题或想法确实具有原创性时。研究表明,一项科学证据在政策文件中被引用平均需要10年,一种新的药物获得批准也需要几乎同样长的时间。

    基础科学本质上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人们很难预测哪些新颖的解决方案会奏效,而且有些科学成果可能被应用于意想不到的领域。因此,很难在应用研究和基础科学之间建立线性联系,也很难预测基础科学何时会为应用解决方案奠定基础。此外,当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方案时,很可能需要多个学科的共同努力,这使得让基础研究与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议程保持一致更具挑战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姚晓丹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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